是谁做了电影的“脸”——当匿名的宣传物成为自立的平面作品
回忆一部电影时,最先浮现在脑中的,往往不是故事,而是一张画面。一张被红与黑分割的脸,摆放得意味深长的片名字体,贴在影院大厅里的那张竖长的纸。电影结束了,那张“脸”却留了下来。
正在国立映画アーカイブ(NFAJ)举行的“再访 日本电影海报艺术”,正面提出了一个问题:这张脸,是谁做的。展期从2026年4月7日到7月26日。在七楼的展厅里,摆着九十余张海报,主要制作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。结束在即。

展览会场:位于东京京桥的国立映画アーカイブ。摄影:Asturio Cantabrio(Wikimedia Commons / CC BY-SA 4.0)
从“匿名的宣传物”这个前提出发
很长一段时间里,日本的电影海报没有作者的名字。
NFAJ的说明把这一点说得很直白:电影海报“一直在制作·发行公司的控制之下被匿名地制作出来”。把明星的脸放大,让片名醒目,告知上映日期。易懂被放在第一位,没人追问是谁画的。宣传物本来就该是这样。
这次展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它并不否定这个前提,而是从这个框架的内侧与外侧,同时挑出那些没能被框住的一群。在匿名宣传物的历史里,确实混着一些张主张“这难道不是一件应当署名的平面作品吗”的海报。展览就是把作者之名,一张一张地交还给它们。
第一章献给战后期《描绘》式的海报。野口久光、土方重巳。他们一边回应明星制的要求,一边试图用绘画的风格去捕捉《禁忌游戏》以及其他外国电影的美质。这里重要的是顺序:在匿名的匠人劳动之中,作者性其实已经在萌芽。署名的海报,并不是在1960年代突然出现的。
1960年代,电影与别的门类交汇
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1960年代。
粟津洁、横尾忠则、和田诚、石冈瑛子。他们不是在电影业界内部修炼出来的人,而是从平面设计一侧靠近电影的新一代。他们不懂业界的惯例——正因如此,才不被业界的惯例所束缚。借用NFAJ的说法,他们以“不受业界设计惯例束缚的自由构思与技法”,开始摸索与艺术电影的关系。
横尾忠则现代美术馆(神户市)。也做过电影海报的横尾,如今拥有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术馆——一位作者的后半生,恰好体现了本次展览的主题:从匿名的宣传物走向平面作品。摄影:KishujiRapid(Wikimedia Commons / CC BY-SA 3.0)
让这一动向加速的,是1962年开始活动的日本艺术剧场公会(ATG)。起初它是一个专门发行外国艺术电影的组织,为了这些发行作品,即便是业界内部的设计师,也把脱离旧规范的表现带进了海报。当ATG在1967年进入低成本日本电影制作后,这种自由进一步扩展。
这里发生的,并不只是设计潮流的故事。而是电影、美术、文学、戏剧,开始在同一张纸上交汇。做戏剧海报的人接下了电影海报,前卫美术的作者被请进电影,漫画家和插画家站到了银幕旁边。海报不再是电影这一个门类的附属物,而成了多个门类相遇的结点。
每一张,都不再是剧情的摘要
浏览展品清单,会注意到每一张海报都停止了“对剧情的摘要”。
横尾忠则为大岛渚《新宿小偷日记》(1969年)所做的那张,并不解释电影的内容。倒不如说,横尾自己那种丝网印刷式的图像世界被推到了前面,与电影相抗衡。这不是设计师服务于导演,而更像两位作者隔着同一部作品彼此相对的紧张。

大岛渚(2000年,戛纳电影节)。横尾忠则为其设计海报的《新宿小偷日记》的导演。摄影:Rita Molnár(Wikimedia Commons / CC BY-SA 2.5)
石冈瑛子与泷野晴夫联名,做了科波拉《现代启示录》日本公开版(1980年)的海报。这张为日本专门制作的图像,被以与美国版不同的强度记住。一位日本设计师,为一部进口电影赋予了另一张“脸”——可以看到,发行这项工作里,混着接近翻译、接近再创造的行为。
和田诚为草月电影馆的放映企划“怪奇与幻想”(1967年)所做的海报,根本就不是为某一部电影而做的。它把放映这件事、把观看电影的场所本身,当作了设计的对象。电影文化并不只在银幕之上,它连同环绕它的场所的设计一起运转。
与文学的交汇也可见。杉浦康平与铃木一志为《近乎无限透明的蓝》(1979年,村上龙导演)所做的海报:小说家亲自执导自己的作品,带着书籍设计脉络的设计师参与其中。第四章里,排着赤濑川原平、林静一、佐藤晃一——一直到画了《星球大战:帝国反击战》(1980年)的生赖范义。生赖为日本画的油彩插画,后来也被用到了海外。这是日本电影海报反过来为世界电影制作“脸”的一个例子。
在银幕之外,电影留了下来
这个网站,谈的是作品结束之后所留下的东西。电影海报几乎在字面意义上与这个主题重叠。
放映结束,电影便离开影院。拷贝回到库房,有时连观看它的手段本身都会随时间流失。据估计,1910年代日本电影的现存率为0.2%,想看却看不到的电影多得惊人(正如在同一个NFAJ的电影保存工作里谈过的那样)。这时,一张海报可能会作为一部失落电影唯一的视觉痕迹留存下来。
海报是电影的残像。而它在作为残像的同时,又能拥有让自己被单独观看的强度。即便你没看过那部电影,一张横尾的作品仍作为横尾的作品而成立。作品消失了,它的“脸”却自立地活了下来。NFAJ不仅收藏胶片,也收藏海报、剧本、剧照,这大概正是“电影文化也延伸到银幕之外”这一认识的体现。
有一位观众走完这场展览后写道,“如今已经不太看得到的、用插画做的海报也有很多,很有意思”,并记下也许今天也可以有这样抽象的海报(引自 note 上公开发表的一篇观展记)。今天的电影海报,已经相当坚定地收敛到把演员的脸整齐排列的方向上。易懂、漂亮,而且——多数情况下,出自一个你叫不出名字的人之手。1960年代曾一度打开的“带着作者之名的海报”这条回路,如今或许正在重新合上。
关于称之为“平面艺术”的一点小小保留
最后,想稍微停一下。
把电影海报作为“自立的平面作品”来展出,有着确切的价值。它把埋没在匿名中的工作重新署名,正当地当作设计史的对象来对待。这是一份迟来的敬意。
但是,把它们改称为“艺术”,也伴随着一点点遗漏。海报无论看上去多么自立,都同时是为了告知上映、招徕观众而被委托制作的宣传物。如果抹去这种双重性——既是作品,又是背负着功能的印刷品——趣味反而会变薄。若把第一章里野口久光、土方重巳那样在匿名框架内不断提升质量的匠人式工作,整理成“带着作者之名的前卫”这一叙事的开场垫戏,也未免可惜。作者,并不只属于那些拥有名字的人。
所以,观看这场展览最丰富的态度,大概是这样:不去问它是艺术还是宣传,而是去看它在从未停止作为宣传的同时,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作品。正是在那份摆幅、那段区间里,藏着1960至80年代电影海报的热度。
是谁做了电影的脸。一场用九十余个专有名词回答这个问题的展览,将在7月26日闭幕。能看到它的时间,已经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