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fter the Fade

不是「幸存的电影」,而是「归还的电影」:GHQ接管胶片如何塑造日本电影史


不是「幸存的电影」,而是「归还的电影」:GHQ接管胶片如何塑造日本电影史

阅读电影史时,现存作品很容易显得仿佛从来就在那里。导演姓名与制作年份依次排开,一部经典把叙述交给下一部经典。但谈到战前与战时的日本电影,「幸存」这个词未免太安静了。

有些胶片烧毁了,有些被丢弃了。还有一些被占领当局接管,运过太平洋,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;后来日本提出归还要求,它们又一次渡海。今天能够看到的电影史,有一部分并非只凭作品价值留存。有人将其带走,有人负责保管,后来又有人把它归还。

2026年8月4日,日本国立电影资料馆(NFAJ)将举办「归还电影收藏(4):文化电影、新闻电影与动画篇」。本次特集把113部作品编成28个单元。在约1,400部归还电影中,文化电影、新闻电影与动画电影的数量远多于剧情片;以归还收藏的名义集中放映这些作品,这还是第一次。1

「现存」一词隐去的动词

据NFAJ记载,1964年,人们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仍保存着大批战后由GHQ接管的日本战前、战时电影。经过日美双方的调查与交涉,归还协议于1967年11月8日签署。日本方面要求归还的易燃胶片随后分批回到日本。整理胶片并转制为安全片基又耗费了更多时间。这批归还电影成为日后NFAJ馆藏的基础之一。2

日本电影曾经存放在美国,这件事固然特殊,却只是问题的开头。归还并不是把失去的原状原封不动地恢复。

哪些电影曾被接管?哪些留存在美国?日本要求归还哪些作品?易燃胶片回国后,哪些能够得到辨认、转制,并恢复到可以放映的状态?每一个环节都有筛选。作品进入电影史之前,作为物件的胶片已经穿过了多个制度。

因此,「归还电影」这个名称自有其意义。「现存作品」只说明胶片今天在哪里,「归还电影」则没有抹去移动的经历。所有权和管理主体的变化,也成为作品资料的一部分。

宣传片让人看见什么,又把什么留在画外

本次单元涉及殖民统治、中日战争、满洲、南方占领、防空、防谍、劳动、科学、女性、儿童与动物。它们广泛记录了战时社会,也显示国家曾试图在多大范围内借助影像组织社会。

在「‘事变’的欺瞒(1)」单元中,《支那事变》把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归于中国一方,并把日军占领后的上海叙述为「明朗与和平」的恢复。《曦光》拍摄了中国的市场、娱乐街、女性与儿童,却又把日军放在保护中国传统与文化的位置上。生活出现在画面里,不等于剪辑赋予它的因果关系就此成立。正因为纪录影像提供了具体细节,我们才更需要追问旁白和蒙太奇编出了怎样的故事。3

龟井文夫的《支那事变后方记录 上海》拍摄的是同一座城市。它原本也是一部时局电影,但NFAJ的介绍指出,废墟、市民生活、墓碑与租界的安静画面,使它与简单的胜利叙事拉开了距离。不能只用「都是国策电影」把这些差异抹平。与此同时,这部作品的归还胶片只剩前17分钟;本次放映的完整版本来自文部省于1971年移交的另一套素材。即使在同一部作品内部,作品内容与现存素材的来历也会分开。4

像米老鼠的敌人,由日本动画赋予动作

动画单元也有同样的纠结。

《桃太郎的海鹫》(1942)把珍珠港袭击改写为桃太郎和动物部队的战斗。让人联想到敌国领导人和欧美动画角色的造型,以反派身份出现。另一方面,濑尾光世受到迪士尼动画启发,引入多层摄影,制造出具有纵深的画面。日本动画师学习欧美动画的运动方式,又用这种运动描绘作为敌人的欧美。技术上的成就与宣传目的很难干净地分开。5

NFAJ明确标注此次放映的胶片「不完整」。《小猴三吉 战斗的潜水艇》同样是不完整版本。缺失不是发生在观看之外的意外,它已经进入今天可见的作品形态。若不知道哪些段落失落了,我们就不能断言现存版本的节奏与结构符合原作。

因此,观看国策动画时,不能只在赞赏画面技巧与批判宣传内容之间二选一。什么被赋予动作?这种动作把谁当作人,又把谁压缩成符号?我们看到的是哪套胶片,缺失了什么,又经由什么路径来到这里?作品与承载它的材料,都需要接受追问。

胶片上还留着审查编号

胶片的来历不只写在目录里。板仓史明的研究从片头画面上的数字和字母、胶片接缝,以及不同片基的生产年代入手,辨认占领期GHQ审查留下的痕迹。6

占领时期,电影要接受民间情报教育局(CIE)与民间审查支队(CCD)的双重审查。CCD内部负责电影的部门把胶片分为通过、删减后通过与禁止公开,并为获准公开的胶片赋予认证编号。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底,东京支部审查了1,516部日本电影。其中,送审重映的战前、战时35毫米旧片有502部,274部被禁止公开,95部只有在删减后才能放映。

认证编号也标示胶片类别。只有数字的是35毫米日本新片,「A」代表送审重映的35毫米旧片,「C」代表文化电影。有些旧片在重映时,会换上烧印了编号的新片头。小津安二郎的《父亲在世时》(1942)现存两个版本:一个在占领期删减后重映,另一个从旧满洲经苏联回到日本,片头没有GHQ认证编号。采用哪套素材,会改变我们所说的「同一部作品」的面貌。

接管、保管与归还,和占领期审查并不是同一个过程。并非所有归还电影都有相同的认证编号。即便如此,两者都说明,不能只从内容理解一部电影。胶片可能同时带着制作时期国家统制的痕迹,以及战败后占领权力决定它能否公开、以何种形态公开的判断。

电影史并不只是一张作品表

此前讨论NFAJ众筹时,我追问的是电影保存应由谁负担。这一次的问题还要往前一步:进入保存库的电影,经由什么路径来到这里?

不能把归还电影写成GHQ为了拯救日本电影而接管胶片的温情故事。那不是保存事业,而是占领之下的接管。同一时期还存在电影审查与放映管理。结果却是,胶片留在美国,后来归还日本,并成为今天馆藏的基础。压制与保存,出现在同一条路径的不同位置。

这个矛盾不该被轻易化解。把《桃太郎的海鹫》写入日本动画技术史时,也要一起思考那套胶片为何会在眼前。借新闻电影阅读当时的街道和身体时,也不能把摄影机排除在画外的事物,与后来没有归还的事物,统统归进一个含混的「不可见」。

电影史并不是优秀作品凭借时间考验而自然留下的故事。战争、占领、官僚分类、跨越国境的保管、归还谈判,以及档案工作人员逐卷处理胶片的劳动,都介入了留存过程。

银幕上出现的是作品。那束光的背后,是胶片走过的漫长路径。「归还电影」是一个不起眼却有用的标签,它让这条路径不至于从视野里消失。

举办信息

「归还电影收藏(4):文化电影、新闻电影与动画篇」将于2026年8月4日至9月6日,在东京京桥的日本国立电影资料馆小厅举办。特集包括28个单元、113部作品,举办期间每周一闭馆。具体放映日期与票务信息可在NFAJ官方网站查询。

参考资料

  1. NFAJ从第一至第三批分期归还的文化电影、新闻电影与动画电影中选出本次放映作品。部分作品曾在过去的特集中单独放映,但以归还收藏的形式集中呈现尚属首次。

  2. NFAJ当前企划采用约1,400部这一数字,机构史对1967年归还协议的记载则为约1,300部。本文沿用当前企划的数字。

  3. 对《支那事变》与《曦光》的内容说明,依据NFAJ放映资料No.75「‘事变’的欺瞒(1)」。

  4. 《支那事变后方记录 上海》归还片段与本次完整放映素材的区别,依据NFAJ放映资料No.75「‘事变’的欺瞒(2)」。

  5. 动画技术与放映版本状态依据NFAJ「动画电影选集」的说明。《桃太郎的海鹫》使用2007年度制作的英文字幕不完整版放映。

  6. 板仓史明《占领期GHQ的电影审查:从馆藏胶片解读认证编号的含义》,《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研究纪要》第16号,2012年,第54-60页。该研究并不直接说明整个归还电影收藏的来历;本文引用它,是为了从胶片的物理痕迹理解另一项占领期过程。